礦產資源是自然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實現礦產資源節約利用，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水平既是深化資源開發領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途徑，也是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內容之一。

那么，我國礦產資源節約利用現狀如何？推進我國礦產資源節約工作的難點在哪里？生態文明建設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推進礦產資源節約工作？

我國礦產資源節約水平現狀：開采水平總體處于高位區間；選礦水平穩中有升

礦產資源開發利用在生產流程上可分為采礦、選礦階段。開采回采率和選礦回收率能從具體生產環節表現礦產資源節約水平，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經濟指標能全面反映地區或企業的節約水平，以及礦產資源節約利用的宏觀水平。

一是礦產資源開采水平穩定，總體處于高位區間。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持續快速發展，對礦產資源的需求大幅增加。大規模的資源開發使得我國主要礦山的開采品位（有用組分含量）逐漸降低，開采深度逐漸加大，礦體形態變得復雜，但由于近10多年采礦工藝及設備技術進步，我國礦山開采總體穩定在較高水平，其中鐵礦回采率保持在80％以上，鉛、鋅、錫、銻、鎢等有色金屬回采率超過90％。

二是選礦水平穩中有升，個別礦產提高顯著。我國礦產資源采出品質整體不佳，礦山入選品位普遍大幅下降，以銅礦為例，2015年我國銅礦采出品位為0.54％，比2006年下降0.38個百分點，降幅達到41.8％。在原礦入選品位降低、可選性明顯下降、精礦產品等級品位差異不大的情況下，我國礦山選礦回收率基本保持穩定或略有提高。2015年我國主要固體礦產選礦回收率分別為煤65.9％（入洗率）、鐵78.9％、銅85.2％、鉛86％、鋅 89.6％、金90.9％，較2006年平均提高了3個百分點，在提高資源回收的同時，降低了有價元素對土壤、水體的潛在影響。

技術裝備是影響礦產資源選礦水平的最核心因素。2008年以后，隨著國民經濟快速發展，推動了我國選礦工藝技術和裝備不斷進步，國內大中型礦山技術裝備、智能和信息化進步明顯，技術裝備水平的提升促進了選礦水平的提高，我國鐵、銅、鉛、鋅、金、磷、石墨等重要礦種的選礦回收率超過全球其他國家水平，礦產資源選礦水平總體也較為穩定。

三是綜合利用經濟系數波動較大，政策驅動明顯。礦產資源綜合利用經濟系數受政策影響較大，礦山自身尚未形成持續自主的發展模式。2012~2013年受礦產資源綜合利用專項、綜合利用專項規劃等政策刺激，我國礦業綜合利用經濟系數出現較明顯提高。2014~2015年受市場因素、政策支持力度降低影響，全國非油氣礦產資源礦產企業綜合利用經濟系數幾近腰斬，礦產企業綜合利用效益空間壓縮，綜合利用工作壓力增加。

制約我國礦產資源節約利用的主要因素有資源環境、技術水平、成本市場、監管政策等

我國礦產資源實現節約利用的制約因素主要有資源環境、技術水平、成本市場、監管政策等。其中礦產資源節約利用的成本和市場形勢是影響礦山企業推進資源節約行為的最重要因素，但從政府管理角度出發，政府監督管理是實現技術水平提升、企業履行資源節約責任和降低節約利用成本的關鍵因素和重要導向。

資源稟賦和市場因素制約資源節約利用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我國礦產資源普遍存在礦脈埋藏深、礦石品位低、嵌布粒度細、共伴生元素多的特點，開發利用難度大。統計數據顯示，2015年與2006年相比，全國重要有色礦產品采出品位降幅達17.3％，除銻礦外其他主要有色金屬均出現較大幅度降低，如銅礦2015年出礦品位為0.5％，遠低于2006年的0.9％。同時，行業不景氣制約了資源開發的積極性。

采選關鍵技術約束導致資源綜合利用水平進一步提高遇到瓶頸。礦山高效與綜合利用技術一直是實現節約資源的核心制約因素。目前提高礦產資源利用率的技改難度在逐步加大，高附加值產品不多，低品位礦的利用不充分，資源利用效率還不夠高，部分難利用礦產資源在后續加工利用中仍然難以得到有效利用。目前綜合利用率的提高與成本的降低進入到“滯漲”期，亟需一些關鍵技術的突破來改變綜合利用率提高導致成本提高的問題。

稅賦及征稅標準的趨同造成資源綜合利用優惠政策難以落地。目前我國現行有大量礦產資源綜合利用財稅優惠政策，但由于礦業領域缺乏獨立公正的資源節約利用認證標準和單位，礦產資源節約與綜合利用行為無法準確認定，使企業使用優惠政策時“有路無門”，導致優惠政策難以落實、缺乏可操作性。

新形勢對礦產節約利用監管工作提出新要求

一是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發展。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致力于推進生態文明建設，在進一步鞏固工業化發展基礎上實現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加強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尤其是強化自然資源節約集約利用，將成為構建生態文明社會的關鍵舉措。

二是傳統發展模式向資源節約型發展模式轉變。核心是以最小的資源環境代價取得最大的經濟社會發展，關鍵是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走上一條科技創新、資源節約、循環經濟之路。

三是行政方式向“底線”與“服務”并重發展。過去，我國資源開發利用政策常聚焦于強制或激勵資源開發者實現既定目標；生態文明背景下，對于資源節約與生態保護等重點領域，政府應采取底線思維，實現剛性要求；同時加快轉變政府職能是深化行政體制改革的核心，建設服務型政府勢在必行。

四是抽樣監管向“大數據”監管發展。

那么，在生態文明建設驅動下的礦產資源節約利用如何實施更有效的監管呢？

一要嚴格礦產資源節約利用準入門檻。將用途管制擴大到礦產資源領域，明確合理開發要求，防止不合理的礦產開發活動破壞資源和生態環境。進一步完善礦產資源“三率”（開采回采率、選礦回收率、綜合利用率）標準，切實將礦產資源“三率”等指標納入開采準入條件，嚴格禁止高污染、嚴重浪費資源和缺乏綜合利用設計的礦山開發利用資源等。

二要建設礦產資源節約利用實時監測平臺。借鑒國外礦山監測經驗和國內環境污染實時監測經驗，發揮科技監管優勢，在當前國內大中型礦山已有監測設備、生產臺賬的基礎上，設計智能礦山計量（質量、品位等）檢測系統，將礦山生產管理系統的關鍵數據整合接入監測系統。改善數據管理方式和架構，使之與大數據技術工具相適配。建立全國聯網統一的礦山開發利用水平調查評估系統，實時掌握節約利用基礎數據，通過“互聯網+動態監測”，完成長期性大數據積累等。

三要提高政府主導的先進技術交流服務水平。政府引導與市場機制相結合，扶持技術服務平臺的建設，引導鼓勵大型礦業集團建立面向全球的專業技術推廣服務機構，保護技術創新行為，為礦業技術創新形成產業化發展模式提供有利環境。政府部門應積極參與并支持企業組織、社會團體開展技術交流活動等。

四要完善礦產資源開發利用財稅政策。財稅政策應成為政府調控的最主要手段，可根據礦產資源開發利用水平調查評估結論或節約利用實時監測平臺數據，聯合財政、稅務等部門針對性出臺相關政策，實現礦產資源節約利用財稅政策的精細化調控。